【简介】感谢网友“scwong”参与投稿，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理学与历史学的桥梁的过程中论文（共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您。
篇1：心理学与历史学的桥梁的过程中论文
1986年，心理学家Theodore R. Sarbin在其主编的论文集《叙事心理学：人类行为的故事性》中第一次提出了“叙事心理学”的概念。书中集中探讨的一个观点就是：故事是修整经验和指引判断与行为的基础[1]。而该书更是提出了用叙事范式代替传统实证范式的主张，因此通常被认为是叙事心理学诞生的标志。
口述史学，简单地说，就是搜集、传播口头史料，并以此进行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的方法。史学家对口头史料的运用由来已久，但它作为一种独立的历史方法学则诞生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2]。那么，口述历史和叙事心理学又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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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Adams认为，人生故事就是社会心理的构建。也就意味着，虽然故事是由人来讲述和组织的，但是故事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叙事自我(narrative identity)的形式来实现的，而这种形式又是由文化所决定的。事实上，讲述者是通过文化来塑造自我的[23]。复杂的文化背景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人们选择什么样的故事来讲述以及采用何种方式进行叙事[24-26]。而叙事话语是意识形态生产的手段，只有通过对现实的叙事性理解，历史上人类生活的无限多样化、深度和史诗般的广度才能被意识所掌握。叙事不仅是意识形态的生产手段，而且还是一种意识模式，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叙事心理学要通过对人们作为符号(包括语言)存在的精神与行为产物的研究，来揭示人们的意识状态、特点[16]。
而叙事的中介——记忆，它其中所蕴含的感情色彩并不是完全排斥历史事实的，它们也承担着一定的文化涵义并包含着一定的历史内容。近几年，心理学家们通过对生活在东亚和北美居民的对比研究发现，东西方两种文化背景存在着巨大差异。例如，相对于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成年人，北美成年人开始记事的年龄普遍偏小，而且关于童年期的记忆也更具体，更多关注个人经历。在谈及事件中的个人角色和情绪时，普遍呈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特点。相反，中国成年人更多的是回忆社会和历史事件，而在回忆叙事中更多谈及的是社会关系以及生活中的重要他人[27-28]。东方人在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下，关于自我的意识更多的是依赖于他人而建构起来的。孩子从小就被教育如何做好一个听众，而不是一个只谈论自己的演说家，所以在自我的叙事中自然要首先考虑他人和社会背景。
而记忆的不可靠性也正是客观存在的心理规律的反映。英国口述史家Thomson就明确提出：对于历史的分析和重构而言，不可靠的记忆恰恰是一种资源，而不是一个问题[29]。民俗学者Alessandro Portelli在意大利特尔尼(Terni)镇工厂做访谈时就注意到，被访问者对工人Luigi Trastulli之死的日子的记忆存在误记现象。1949年，为了抗议意大利政府加入北美协议组织，钢厂工人走出工厂参加了共产主义领导者组织的集会。21岁的钢厂工人Trastulli在与警察的冲突中不幸丧生。但是当地的人们却认为，他死于1953年为抗议大批钢厂工人被解雇而与当权者进行的街头巷战中[20]。Portelli认为，这个错误的记忆对于理解这些事件对个体和工人阶级团体的意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线索，因为他们不能接受Trastulli的死只是偶然枪杀的结果而忽略了其中的政治主题。于是他得出结论认为，真正重要的是，记忆并不是事件的消极储存器，而是在积极地创造着意义[30]。
Tosh认为，历史理解不仅要认识普通个体的生活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弄清大众日常生活经历背后的思想动机，尽管这些思想动机被现实生活过程所掩盖，但他们是现实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Tosh得出结论，口述研究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它是什么真的历史或是一种社会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向人们证明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2]。当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群众的愿望、情感和心态等精神交往活动当作口述历史研究的主题时，口述历史这种对心理层面的问候，终于拉近了其与后来出现的叙事心理学之间的距离，使二者之间具有了血缘关系。
3.2 叙事对自我的统整
很多学者和科学家都已明确表示，叙事最主要的心理学功能就是整合(integration)与治疗(healing)。故事可以统和、治愈我们破碎和受伤的心灵，帮助我们应对危机和释放压力，甚至可以促使我们走向心灵的成熟，达到自我实现[12]。而人类天生地就是故事的叙说者[8]，所以“我们生活于一个故事塑造的世界”[31]。我们每个人也都有一部个人的历史，也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life story)要讲。尤其是老年人，他们更是喜欢回忆和谈论过去。新闻记者Henry Fairlie晚年时就曾表示：“随着年岁的增长，一个人的记忆就像一间堆得满满的阁楼那样可以供他翻检折腾。”
在口述个人历史中，讲故事的是“我”(I)，故事的主人公是“我”(Me)，这两个“我”都是自我中的不同侧面。自我可以拥有多个身份，扮演不同的角色，这些身份和角色则可以各自拥有独特的观点，甚至以对话的形式交互作用[32]。当一个人在讲自己的故事时，是“主体我”以“客体我”为主人公来构造故事的，也是“主体我”对“客体我”的审视和反思。McAdams在其提出的同一性人生故事模型中，则把“主体我”看作是从经验中建构自我的基本过程，“客体我”就是自我建构过程中最主要的结果。人们如果要让自己的人生具有统一性和目的性，从某种意义而言就是要使“客体我”具有同一性。只有当个体整合了所扮演的角色，融合了自身不同的价值观和技能，并组织了一个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意义的短暂模式时，个体才有可能建构这种同一性，才能将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并清楚明白地界定自我[33]。
根据Erikson心理发展阶段理论，老年期充满了自我整合对绝望的斗争。于是近年来，让心理治疗领域瞩目的一个发展便是，口述历史针对老年人而开发的怀旧疗法，也称回忆疗法。它重新建构对过去事件的感觉、想法，以此来增强愉悦感、提升生活品质及适应环境的能力，从而达到调适行为的目的。它引导老人说出生命故事(life story)来组织、统整个人有意义的人生经验，帮助老人觉察自己生活的意义，同时由此重新探索生命中重要和有意义的事件[16]。当将过往负性生活事件转换成具有连贯性的人生故事时，会进一步促使当事人省察与明晰对这些事件或情境的内在感受，领悟事件意义。它有助于解决个人的冲突及增强对自我的了解，增加自我认同感，提高心理健康水平[34]。因此，缅怀过去、叙说自己的故事便成为了老年人在发展迅速、变幻不定的世界里保持良好自我感受的一种重要方式。
